书籍这种载体，在多数情况下不过是森林变成纸浆后的尸体陈列，是人类为了缓解存在主义焦虑而大规模砍伐植物的证据。绝大多数出版物并不承载智慧，它们只是某种思想的边角料，经过营销话术的精美包装，成了知识中产阶级的电子榨菜或实体摆件。我是齐墨，一个在意识到这一点后依然选择投身其中的矛盾体。如果社会学是一座试图解释世界的宏伟迷宫，那我就是一个在出口处发现锁芯生锈、转而决定在阴影里拆解锁芯的逃兵。
我的时间轴并没有什么闪光的里程碑，只有不断自我修正的偏见。
二零一二年，我在某所南方高校的图书馆里消耗了大部分青春。那时候的我，坚信韦伯和布尔迪厄的理论是撬开社会坚硬外壳的杠杆。我整日沉浸在阶级流动、资本场域和异化劳动的文本中，试图用逻辑构建一套无懈可击的解释系统。那是一个自命不凡的阶段，我认为只要词汇足够精准，只要逻辑闭环足够严密，世界就会在理性的解剖刀下屈服。然而，现实的引力总是在意想不到的地方拉扯我。当我在论文中论述底层叙事时，窗外修剪草坪的工人在烈日下因中暑倒地，而我首先想到的竟然是这符合某种结构性的必然。那种理性的冷酷让我感到生理性的反胃。我意识到，理论有时不是透镜，而是掩盖真实的滤镜。
二零一六年，我进入了一家以人文社科见长的出版机构，开始从事编辑工作。那是我接触社会机器运作逻辑的开始。我的工作是把那些粗糙的、充满褶皱的思想修剪平整，装进名为“市场规律”的方盒子里。我看着原本锐利的批判在层层审校中变得圆滑，看着深刻的洞察为了迎合算法推荐而被迫改写成耸动标题。在这期间，我的腰椎间盘开始抗议这种久坐不动的异化劳动。办公室里常年弥漫着陈旧纸张和劣质咖啡的味道，还有那种空气净化器无法过滤的虚无感。我发现自己不再生产真理，而是在生产某种名为“知识”的商品。
二零一九年的冬至，我决定离开。那天我处理完了最后一份关于消费社会的译稿，看着窗外灰蒙蒙的街道，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很久没有真实地触摸过生活了。我带走了几本没人要的样书，一叠泛黄的校样，以及满身的猫毛。
此后，我成了一个游走在算法边缘的自由译者。翻译是一项枯燥且回报极低的体力活，它要求你像搬运工一样，在两种语言的鸿沟间负重前行。我迷恋德语和法语中那些逻辑严丝合缝的句子，在翻译这些文本时，我能感受到一种几近病态的秩序感。我偏爱那些边缘题材：城市贫民窟的微观生态、疯癫在理性文明中的演变、或者某种行将消失的方言。这些题材在商业逻辑里是垃圾，但在我看来，它们是社会裂隙中流出的真实血液。
现在，我的生活被几种极端的元素切割。
白天的大部分时间，我属于那张人体工学椅。我在这张椅子上解构常识，也在这张椅子上与德文从句中的多重否定搏斗。我的书桌上永远有一层薄薄的灰尘，以及我那只名叫“卡夫卡”的黑猫留下的白色绒毛。键盘缝隙里塞满了这种细小的生物纤维，它们有时会导致按键卡顿，就像逻辑链条中偶尔出现的盲点。
到了深夜，我会换上皮衣，骑上那台产自九十年代的本田CB400。当发动机的震动顺着脚踏传导到脊椎，当风压试图撕碎我的思维时，那种清醒的痛感让我感到真实。我喜欢在凌晨三点的环路上全速行驶，那时候的世界没有宏大叙事，没有社会契约，只有排气管排出的热浪和冷却液循环的嘶鸣。回到车库后，我会蹲在车旁，听着排气管因为热胀冷缩而发出的“叮、叮”声。那是金属在冷却，也是我的大脑在退烧。
搜集黑胶唱片是另一种形式的寻宝。我并不追求首版或所谓的发烧音质，我寻找的是那些被划伤的、带着前任主人生活痕迹的废弃品。每一道划痕导致的跳针，都是对完美工业品的解构。在那些旧书摊和唱片店的角落，我能找到被主流叙事遗忘的逻辑碎片。
最近我迷上了制作发酵食品。看着芥菜在盐和时间的作用下慢慢改变结构，产生出一种辛辣而腐朽的香气，这比任何社会学实验都更令我着迷。发酵本质上是一种受控的腐败，它在崩塌与重建之间寻找平衡。这种过程需要极度的耐心和对环境变量的精准控制，稍有差池，整坛菜就会变成一摊恶臭的烂泥。这很像我现在的状态：在旧世界的残骸上，利用时间的化学反应，酿造出一些属于自己的、带着酸涩味的东西。
我在这里写下的文字，不会提供任何心灵鸡汤，也不会指引任何方向。我只会像一个冷漠的外科医生，在显微镜下观察这些社会现象的切片。如果你期待的是某种温暖的感悟，或者对未来的乐观愿景，那你可能找错地方了。我习惯于在逻辑的废墟中翻找有用的零件，而不是去粉饰那座正在倾斜的大厦。
此时此刻，我左侧的酸菜坛子里正冒出一个细小的气泡。它缓慢上升，最后在水密封的边缘“噗”地一声破裂。这是二零二四年一个平常的午后，阳光照在键盘的猫毛上，反射出一种凌乱的光芒。我的腰椎隐隐作痛，下一段译稿还在文档里闪烁着光标。生活没有起承转合，只有这些微小、具体且毫无意义的琐碎。
我曾试图用理论撬动世界，现在我只想确认我的螺丝刀是否还够锋利。这就是齐墨，一个不再相信杠杆、只在乎当下重力分布的观察者。如果你能忍受这种干燥且缺乏温度的叙述，那就随意看看。
摩托车的机油该换了。===EOF===